【抒情随感】余英时眼中的红学

编辑:王璐瑶      发布时间:17-8-27 10:01:02.000

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余英时着重提出了一个概念:“范式”。这个词的概念引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即“一门学科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在某一门学科的某个阶段,存在这样一个“范式”,使后来的研究者都在这个“范式”的笼罩下从事“解决难题”的扫荡工作——解决制定范式者所遗留下来的没有解决的问题。直到某一天出现某个特定“范式”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则旧“范式”逐渐没落,新“范式”即将形成。

红学史上明确出现的有两个“范式”。第一个范式即为索隐派红学,其中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该范式旨在挖掘《红楼梦》背后的政治内涵,即“国仇”,所采用的方法即猜测假设,将《红楼梦》中某些事件与人物放入历史中找寻原型,再寻求证据。显然,索隐只能解决《红楼梦》的很少一部分问题,更多的问题无法解释。同时,新材料的出现直指“自传说”。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考证派红学自此兴起,新的“范式”建立起来,红学逐渐向“曹学”过渡。

然而,新的“范式”毕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随着材料越来越少,考证派红学日渐式微,甚至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余老写道:近二十年来,新红学陷入了危机。无论是索隐派的复活,还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论的兴起,都给“范式”造成了打击。不过以上两种并不能带来红学革命。新的“范式”苗头是对《红楼梦》本身所包涵的“理想性”的新认识。它重新将红学带回了对小说的研究,而不是在曹学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个新“范式”并没有完全否定“自传说”,因为新材料的“自传说”倾向,新“范式”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到关于《红》的作者身世问题,显见新的“范式”是偏向“自传说”的。但是,新“范式”把《红楼梦》真正当作了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历史文件来研究。这与前面两个“范式”明显不同。承自考证,文学治红,这显然是一种红学的革命。可以想见,在新“范式”的示范下,红学会完成从历史到文学的巨大转变,向新的方向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通过研究红学的发展而从库恩方法论中提炼出“范式”概念,这一概念却不仅仅适用于这个领域。学术史上“范式”层出不穷,每一个“范式”都会带领学术的一次发展,然后在其不适用的时候被打破,新的“范式”又会生成,这一点在上文中很清楚地就可寻见。

透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余老借助西方学术工具的思路,能对中国的学术问题作出不偏不倚的考察,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从未认为传统和现代一定要是两种对立的存在,更没有必要机械地用一种形态的逻辑定理去解释整个世界的历史演进,正如他所言,“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余先生在治史上从世界学术的视角出发,不陷入各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也不作割裂式的粗暴划分,不得不说是占了学术上的“大便宜”。(文/闫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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