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随感】文艺复兴与五四运动

编辑:辛梦雪      发布时间:17-8-28 8:38:33.000

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的“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这一章节,余老将文艺复兴定义为:寓开来于既往的复古运动。由于有些中国学者将“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比附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余老便从近代文艺复兴观的变迁与人文思潮的影响两方面探究这种比附的是非得失。

近代文艺复兴观不断变迁的进程中有几位代表性的学者:瑞士历史学家布加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文化》中对文艺复兴做出了全面的解释,即我们现今了解到的关于文艺复兴的概念,而这场关于文艺复兴的大讨论也主要是各路学人围绕他的观点各抒己见:中古史家桑戴克则全面否定布氏提出的系统,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存在;E·Gilson则是从文化内容上否定文艺复兴;Huizinga提出文艺复兴并没有真正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只是盲目尊崇古代为永恒的权威与范式,尚权威之文化,而在精神上存有极端规范性,即对“真善美”的推崇,尊古代为权威,未离弃中古之权威。而在维护布氏系统的学者中则以柏伦为代表,他从文化史之全面探求文艺复兴的影响,认为中古与近代并非截然不同,有一脉相通之处。余老对这场辩论的总结是:百年来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不能完全被否定,应结合两个时代的研究达到新的综合,文艺复兴兼具中古与近代,亦而继往与开来,它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是西方文化史上的真正意义。这个总结贯通了两派学人的观点,却又与庸俗的折衷显著分野,由是站在了一个更精当的位置上。

在人文思潮及其影响中,余英时认为:人文主义与经院主义发源与流传的时间相同,互相影响,但人文主义的意义绝不在于它对经院主义的反抗,早期人文主义者为古典作品所感染,比较注重人本身。费其诺与辟柯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费其诺的观点是:人的真正可贵处在其灵魂之自由,人的行动有各种可能,人之灵魂恰居中位,亦即在灵界与物界交接处,因此可以贯通上下,灵物二界因灵魂之故遂得合二为一。灵魂的目的是通过内心之经验逐步上升,最后达到与上帝合一之境,在上帝怀抱中得到永恒快乐休息;辟柯则对人之尊严作更进一步发挥,从自由的观点论人之尊严。这一意志自由论,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代在思想方面的创始性,论人之尊严及在宇宙中之地位,显然系上承中古与早期人文主义先驱者之余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受人文主义影响最显著代表是彭波那齐,他提出:人为宇宙之中心,人的灵魂不能离身体而存在,故与身体同腐,就灵魂能把握真理与共相而言,它实超越了身体之限制而化为不朽,这种不朽决定于当下人生,而非有待死后。余老认为:文艺复兴之人的观念自早期人文主义者至彭波那齐,实表现一愈转愈深之发展历程。这场讨论说明了人文主义本身虽不成其为一套哲学系统,而影响所及实震撼了文艺复兴时代各派学术思想,文艺复兴的思潮是源来有自的,这就从思想史的维度掷地有声地驳斥了视文艺复兴为骤然的质变性发展的截断论。

同时,余老在《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一文中对各国民族主义思潮作了深入考查之后,特别提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羡憎交织”(“Ressentiment”)心理。“文艺复兴”不论是对于近代思想变革历程还是对于现当代中国艺术界来说,恐怕也蕴含着这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况味。它并不是以单纯地守护传统抑或一味西化革新的姿态出现,但它所选择的视角却来源于一种他者的逻辑范式,尊崇并主动应合于一种西欧中心主义的、“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模式,实质上则是某种一厢情愿的附会。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往以及当下中国文化艺术界,“文艺复兴”已经愈发蜕变为一个“万金油”式的名词,各个领域的传统派和西化派都能从这一语词中各取所需,前者可将“复兴”标举为“复古以革新”,后者则将“文艺复兴”理解为与西方同轨跟进的运动,乃至各国文化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无疑,如果“复兴”的初衷仅仅出于在文化战略层面呼唤与激励民族文化的崛起,那么其重要性和价值毋庸置疑,无需某个学者以“孤胆英雄”的姿态提出,更无讨论其是非对错的必要。但问题在于,当“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具有时间与地域范围特定所指的历史概念,而被一再充当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目标与路径,乃至几度激起广泛讨论的时候,这一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入反思。

由此可见,对于一切的学术概念都有其提出的框架限定,脱离这个框架而推演出新义并发生另一个层面的功用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概念的迁移者必须有所意识,如果只是在民族主义的浪潮里曲解文艺复兴而不自知,那么由此曲解推生出的价值倡导和政治诉求就注定根基不固,整个思潮的逻辑也就崩溃了。(文/闫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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